“引线穿针织锦罗，羊毛一厂导先河，工交妙算频添厂，全市知名创汇多。”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在大朗的一首竹枝词，它吟唱的对象，便是当时独领风骚的大朗毛织一厂。在当时还是农业大镇的大朗，毛织一厂开创了大朗毛织行业的先河。现如今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拂了30多年，大朗毛织企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1000多家发展到如今的3000余家，成为“中国羊毛衫名镇”，而之前辉煌的毛织一厂却空余响亮名号，深藏于市井街巷，淹没于时代大潮之中了。

　　起步阶段

　　进厂要找关系，月赚50元比做老师还多

　　如今，若要在大朗大井头村寻找毛织一厂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报刊亭的老板，四处巡逻的治安员，甚至是街头流窜的“百事通”摩的司机，他们或许都不知道你口中的“大朗毛织一厂”是哪一家厂，只会告诉你，这里到处都是毛织厂，随便找一家便是了。那么，试一试清洁工大爷，在树下纳凉的老奶奶，他们的手指向的绝不是四处都能看见的毛织厂广告牌，而是一个准确的方向，只有他们的眼才能看见，往日毛织一厂鲜活繁盛的容颜。

　　那是在1979年，大朗全镇除了房屋和农田，便全是荔枝树，而毛织一厂的建成，照亮了大朗工业文明的扉页。毛织一厂是大朗镇第一间对外来料加工企业，由大朗镇与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合作经营，港人卢成培凭借时代嗅觉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将毛织产业向能提供便宜劳动力的珠三角地区转移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刚脱离大锅饭时代的大朗农户面临着抉择：要建毛织一厂，便要砍掉一批荔枝树，这对世世代代以荔枝林为生的大朗农户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。“你不知道要建的那家厂是什么，另外一边却是实实在在的生计。”家住毛织一厂附近的李芳敏一边麻利地给毛衣钉珠，一边回忆，“大队干部几乎是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，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搞定。”至于如何搞定的，李芳敏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让先进厂呗，不然谁会砍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荔枝树啊。”

　　李芳敏当时还觉得很遗憾，她家的荔枝林不在建厂范围内，便没了进厂的机会，“当时在厂里做，普通工人50块左右，管理人员有100块呢，赚的比老师还多。”李芳敏有点激动，“进厂做工人不知道有多光彩，可惜只有荔枝树被砍掉的农户和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去。”她口中所谓的有关系的人，便是能从大队干部手里拿到批条的人，在当时，费尽心机想要进厂的人不在少数，叶琛便是其中之一，而与李芳敏不同的是，他七歪八拐地循着自己的人脉，顺利拿到了进厂批条，成为第一批进入毛织一厂的工人。

　　“大家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，谁也不会那些洋玩意。”已退休的叶琛把挽着裤腿的脚搁在一边的木凳上，在树荫底下闲适地乘凉，回忆起那段时光，他的脸上还是会显出一丝兴奋，“那时候工人都是本地人，你叫他们种荔枝树他们会，拉机什么的，就难倒他们了。”针对这个情况，工厂特地从香港请了7个师傅过来，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机器，“拉机是整个毛织流程中最难的一步了，要是没人教或者脑子笨，根本弄不明白。”好在熟能生巧，过了大半个月，叶琛便吃透了其中的窍门，能熟练地操作机器了。当时埋头苦干的叶琛可能没想太多，他与其他工人身上担负着技术的火种，在不久后的大朗，便成了燎原之势。

　　兴起时期

　　几百个年轻人一起拉机，一起哼港台流行曲

　　大朗毛织一厂刚成立时，厂房面积只有2000-3000平方米，员工也只有100余人，还全部都是本地人。没过几年，工厂的生产规模便翻了一番。毛织一厂的成功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港资毛织企业向大朗镇涌来，厂名便是挨着毛织一厂，分别叫二厂、三厂……在那个时候，进厂虽不如刚毛织一厂建厂时艰难，但选拔仍然十分严格。当时还未满20岁的刘玲便是其中一个幸运儿，被选中进入了位于大朗黄草朗村的毛织三厂。

　　“想想不用去田里头晒太阳干重活，一个月还能赚到50多块钱，村里很多人都是羡慕的。”刘玲刚选上的时候非常开心，当时进厂选人，不但要手脚利落，还要外貌端正，要脱颖而出还是有些难度，“就跟现在的人才选拔似的。”在20世纪80年代，工人的身份是很受尊重的，刘玲回想当年，觉得身上有一团火，总也烧不尽，“那时候还是手摇毛织机，几百个年轻人一起拉机，一起哼港台流行曲，工作一点也不觉得累。”

　　随着大朗毛织的红火，在1985年，卢成培分别在大井头大边岭、长塘等地开设分厂，毛织一厂的发展开始缓步迈入鼎盛时期。届时，大井头村每到丰收季节便枝头满缀累累果实的荔枝林已少见踪影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遍地都是毛织厂。)

　　而此时，毛织厂工人的结构，也在毛织企业日渐兴盛的同时，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原本工人都是清一色的本地人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外地人的身影便开始活跃其中了，一些劳动力过剩的省市，如河南、湖南等地，相继在东莞设立办事处，掀起了一阵外地人南下来莞的热潮。

　　曾在毛织一厂当车间主任，今年已65岁的叶暖深回忆，那时的车间里，充斥着各省方言，形成了一个个不大不小的老乡圈，“但是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，相处得都很好。”叶暖深回想当年趣事，不自觉笑了起来，“最好玩的就是春节前后了，离春节一个月左右，厂里就会组织大巴把外地工人拉回家，我们也跟着，一路上说说笑笑看风景，也不觉得累。”

　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适逢政策开始放宽，政府允许有能力的人办牌照开工厂，大朗的第一批毛织工人已经掌握了熟练的技术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，开始离厂单干。此后，除港资毛织企业以外，大朗民间个体私营的毛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不过由于人力和资金的限制，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加工厂，往往两兄弟或者两夫妻，一拍手一跺脚，买上织机，拉回纱线，便可以开工了。

　　自此，本地人开始淡出工人角色，自己做起了老板。这样的家庭小作坊，由一开始的十几家，渐渐发展到几百家、上千家，渐渐出现了“村村毛线绕、户户织机响”的景象，大朗的毛织产业逐渐形成。而因为这近千家个体私营毛织企业的兴起，完成了毛织机械的第一次更新换代由手摇织机到半自动织机。这个转变，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也吸引了更多来自江西、四川和广西等地的外地人前往大朗淘金。

　　正在大家疯狂涌向大朗毛织产业的同时，20世纪90年代，大朗毛织产业的领头羊毛织一厂也由此正式到达了它的巅峰时期。“厂房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，仅大边岭分厂就有近7000平方米，长塘分厂设有数个车间，工人总数达4000人，拥有毛织机械2000多台……”毛织一厂的辉煌在大朗镇志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)

　　由盛转衰

　　渐由民营毛织企业取代，毛织一厂负债被告上法庭

　　20世纪90年代初，凭借着个体加工厂的异军突起，毛织一厂也开始借此机会转型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，毛织一厂改变了基本自己从事生产的模式，开始逐步过渡到以外发为主，生产规模也相应缩小。其他港资企业或多或少面临同样的问题，也纷纷效仿，开始逐渐把生产环节转移给本地的加工厂，自己则接单外销。叶琛便是在此时，加入了建加工厂的时代潮流中去。

　　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毛织一厂，叶琛揣着兜里的十几万块，开始跟家人办起了加工厂。那时的大井头村，从村头到村尾，处处可见加工作坊，而其中大部分的加工作坊，接的单都是来自毛织一厂。“你一路走过去，不管是小瓦房还是平顶屋，就算是跃层的别墅，里面都坐着一堆人，在扯线拉机，边上一堆五颜六色的线圈，堆得能把人埋咯。”那是一个全民加工的年代，但神奇的是，几乎每个人都能赚到钱，“大朗人那会儿都着迷了，眼里全是毛线和钱。”叶琛在那几年也赚到了几十万，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“那是光景最好的几年了，以后再没有了。”

　　1996年，为了进一步减少生产成本，毛织一厂先后结束了大边岭和长塘的分厂。此时的毛织一厂，已现疲软之态。不过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“1997年，香港回归以后就开始不好咯。”在公交站边做清洁的李大爷陷入了回忆之中，“以前的毛织一厂非常红火，可惜我没有关系，进不去啊。”李大爷拿着手比划，在胸前画了好大一个圈，“这边本来有8间大厂啊，现在都没有了。”李大爷的直观感受没有错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对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毛织一厂无疑是当头一棒。自那时开始，毛织一厂每况愈下，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已经很少有厂能接到它的订单了。当时毛织一厂的式微，直接导致了一批依附于它的加工厂走向了生死存亡的境地，其中便包括叶琛的加工厂。

　　“相比起闹上法庭的恒盛毛织厂那161万的欠款，欠我的钱就不必提及了，但是那笔欠款也直接要了加工厂的命。”叶琛口中闹上法庭的事，发生在2002年，原告任广祥将毛织一厂与协和制造厂有限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其支付161万元的贸易加工费。其实当时毛织一厂共欠下几千工人工资、6000多万元加工费，系列案件轰动了东莞，被列入了东莞两级法院“2002年十大案件”之一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大朗毛织一厂走过了它第二十四个年头，正式结业倒闭。与此同时，100多家港资企业中有过半都没有逃过倒闭的命运。相反的是，大朗的一些民营企业经验积累和资本积累都已经完成，以港企为主的大朗纺织产业，逐渐被民营企业所取代。

　　缘起大朗，缘尽大朗，这个曾经毛织企业的巨人，终究没有挺过历史轮回，归于沉寂。它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艘帆船，却没始终掌握住时代的风向。

　　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。诚然，毛织一厂已经搁浅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但是大朗镇的毛织产业依然大踏步向前。在毛织一厂退出了历史舞台的21世纪初，大朗镇的毛织企业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，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1000户，整整翻了一番，数据显示，到了2008年，大朗拥有毛织生产企业已近3000家，总产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24.43%.而2001年大朗镇创办的“织交会”，影响力也愈加深远。大朗毛织美名远播，更获得了“中国羊毛衫名镇”美誉。虽然大朗的毛织一派兴盛景象，但是以小毛织企业为主要构成，大部分产品远销国外的的大朗毛织产业，也正在寻求它的转型之路。

　　口述史

　　叶建华（大朗镇经济科技信息局副局长）

　　毛织一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

　　南都：毛织一厂在上世纪90年代如此辉煌，最终结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　　叶建华：据我所知，并不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，而是当时的老板因为投资其他产业，资金链断了。不过我觉得毛织一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探究它为何退出历史舞台应该不是重点。

　　南都：据我所知，现在毛织一厂旧址是私人经营的小作坊，这样规模的工厂占多数，而且很多是做外销的。

　　叶建华：是的，其实大朗毛织的内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非常的辉煌，那些东北的商户甚至都拿着衣服的吊牌来大朗找是哪一家厂生产的，想多拿点货。那时候，只要能生产出来，就能卖得出去。

　　南都：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毛织厂的老板，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好，想要转内销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大部分毛织厂要面临的问题呢？

　　叶建华：确实，现在外销都不好做，很多大企业也已经开始尝试做回内销了。做内销就三条路，大企业找经销商，小企业帮人加工或者自己开网店卖。

　　南都：现在大朗毛织产业情况如何？

　　叶建华：目前还好，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，我们也在思考提高技术，把市场转回国内之类的转型，而且现在美洲的单子也下来了，情况还可以。

　　寻踪

　　昔日大厂变为两家小厂“现在生意不好做”

　　在如今的大井头村富贵中区，仍然四处可见毛织的身影。只是作为大朗毛织产业的发源地，这里却很难见到昔日的繁荣景象。在毛织一厂附近的巷子里，四处可见低矮的瓦房，两公婆相对而坐，给毛衣钉珠。另外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，两三个工人在专注地缝盘，外头毒辣的日光也很难照进去。到了这里，四下一问，只要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毛织一厂的旧址。

　　循着老人手指方向，不用怀疑，那家满是上世纪80年代痕迹的三层楼房，便是曾经的毛织一厂。在洒满细碎阳光的院子里，斑驳青灰的墙面，手拂过处满是铁屑的栏杆，繁茂的顺墙而下的紫罗兰，这一切，倒是给毛织一厂平添了几分古朴的味道。只是，昔日的毛织一厂现在已分为两家厂，分别是以院子为范围的佳杰纺纱厂和里面的成昌印花厂，两家厂以刻有“大朗毛织一厂”的门楣为界，安然处于这“历史遗迹”之中。

　　外面日光耀眼，小院子里却有一丝难得的清凉。“我知道，以前这家厂很大的，一直到公路外面都是工人的宿舍，还开了很多分厂。”陈贵芳是院子里这家纺纱厂的厨娘，没事的时候，她就在门口的屋子里吹着电扇，悠闲地看着电视，现在她所在的这家纺纱厂，也是做加工的。“刚来的时候这里很破旧了，我们老板花了很多钱把员工宿舍装修了一下。”这家纺纱厂是三年前接手这里的，此前是谁，却已无法得知了。“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是淡季，订单马马虎虎啦。”一个管理人员神色匆忙，匆匆答了一句便去了外面。

　　穿过院子，来到里面的成昌印花厂，在吃饭的地方，有几个工人坐着玩手机，神情专注。“现在单真的很少啊，有活就干，没活就歇着咯。”一个年轻人嘟囔着，不时地看着手机屏幕，“之前在虎门打工，现在过来这边，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啊。”厂房里真的如他所说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十数人。

　　现如今，像蜗居在毛织一厂的厂房里的私人作坊，在大朗镇数都数不过来，而正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样，外地人开设的毛织厂已经远远超出了大朗本地人经营的毛织厂，而这些五十人左右的毛织厂，大部分都以外销为主，受近几年的国际形势影响，很多小厂难以为继，寻思着转变，大朗的毛织产业，也正在寻求着变化。

　　变迁

　　1978年，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与大朗镇政府签下开办毛织厂的合约。

　　1979年，大朗毛织一厂建成投产，厂房面积仅2000- 3000平方米，员工100余人，均为本地人。

　　1985年，为满足生产需求，毛织一厂分别在大井头大边岭、长塘等地开设分厂。

　　1993年，毛织一厂进入鼎盛发展时期，厂房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，工人达4000多人，是当时东莞最大规模的毛织厂之一，产品远销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。

　　1996年，为了集中管理，毛织一厂先后结束了在大边岭和长塘的分厂，香港协和织造有限公司与对外加工板洽谈，在黄草朗筹建了合资厂。

　　2002年，由于金融风暴的冲击，毛织一厂在资金、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，正式倒闭结业。毛织一厂当时欠下几千工人工资、6000多万元加工费，被列入东莞两级法院“2002年十大案件”之一。

　　如今，昔日的毛织一厂，已成为私人作坊，分为两家厂，一为成昌印花厂，一为佳杰纺纱厂。

　　统筹：南都记者郑子龙

　　采写：南都记者陈瑶

　　摄影：南都记者梁清（除署名外）

　　鸣谢：大朗镇政府大朗经济科技信息局

　　参考资料《东莞市大朗镇志》

　　作者：陈瑶